前言：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七月初七，明世宗朱厚熜正在处理大臣们送来的“奏章”。这一天的工作对他来说并不特殊，已经习惯了长时间的政务处理。他对这些文书的内容几乎没有表情，内心也早已历练成铁打般的坚韧。然而，这一次不同。面对一封特别的上报，他的神情越来越严峻，最终爆发出了极大的怒火，命令法司将行人司司正薛侃带到午门前，严加审讯，誓要查出背后指使的人。薛侃是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的进士，也是王阳明心学的门生。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文字激怒了皇帝，导致如此激烈的反应呢？我们来看薛侃在奏章中的这段话：

“乞查覆旧典，于亲藩中择其亲而贤者，迎取一人入京为守城王，选端人正士为辅导。他日东宫生长，其为辅王亦不可缺。如有以次皇子，则仍出封大国。”——《明世宗实录卷一百二十八》

当时，明世宗即位十年，尚未有子嗣。皇帝一心渴望继承人，因此他将薛侃的奏章视作一种对自己无法生育的讽刺。朱厚熜本身就通过“兄终弟及”的方式继承了皇位，代替无嗣的堂兄武宗朱厚照继位。为了生父的地位，他甚至在朝堂上与百官发生过“大礼议”的争论。因此，看到“守城王”一词后，朱厚熜的怒火立刻被点燃，他坚信这是有意针对自己的无嗣之事。皇帝想不通的是，薛侃为何要提出这么敏感的话题，背后究竟是谁在捣鬼？但究竟“守城王”是什么？明朝真的存在这种职务吗？

所谓“守城王”按笔者理解，是指在明朝初期，皇帝出征时，负责留守京师的亲王。例如，明宣宗朱瞻基出征时的郑王朱瞻埈，明英宗朱祁镇亲征瓦剌时的郕王朱祁钰。其实，在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武宗朱厚照计划出巡边关时，朝中已有一番激烈讨论，许多人反对他外出，认为京师空虚，若皇帝出征，无法有人监国。直言不讳的言辞甚至提到了“土木堡之变”作为警示。

当时巡按直隶御史张钦曾上奏指出：“英宗若不听从大臣的建议自出亲征，定会步其后尘，局势会如当年土木堡之变般危急。”——《明武宗实录卷一百五十一》

尽管“守城王”一词未见于正史，但通过明朝历史来看，确实有类似的职责存在。我们从朱元璋开国时期开始，仔细梳理一下这一传统的根源。

洪武二年（公元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即位为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在此之前，他立下的继承制度便明确了太子制度的核心地位：当皇帝出征时，由太子监国。而朱元璋一方面封自己的子女为王，另一方面加强中央集权。那些年纪尚幼的亲王们虽然已经封国，但由于未及成人，也无法担任所谓的“守城王”角色。

随着时间推移，朱元璋的继承人制度不断调整。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太祖去世，皇太孙朱允炆继位。然而，皇帝刚刚登基不久，就因削藩而引发了燕王朱棣的叛乱，史称靖难之役。这场战斗不仅导致了亲王们地位的变化，还让“守城王”的角色逐渐浮出水面。

靖难之役后，朱棣登基称帝，开始更为频繁地外出亲征。许多朝廷大事都交给监国太子朱高炽处理。即便如此，朱棣还是有自己的信任体系。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他去世时，京师的亲王仅有岷王朱楩和赵王朱高燧等几位。

经过一系列的历史变迁，可以看到，守城王的职务并非一种固定的制度。它常常根据当时的情况灵活变动。正如宣宗朱瞻基在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出征时，他选择了让郑王朱瞻埈和襄王朱瞻墡监国，然而，这个职位权力有限，基本不涉及军国大事。而到了宣宗驾崩时（公元1435年），在京的亲王仅剩下越王和卫王。

在整个明朝的历史中，所谓的“守城王”职务其实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官职，而是一个临时的安排，通常是为了应对特殊的政治局面。特别是当皇帝外出征战，或是当时皇帝还未立太子时，监国的职责就由一位亲王来承担。

结语：从明朝的历朝制度来看，所谓的“守城王”并非一个固定存在的职位，而是因时而变的权宜之计。虽然在某些特殊时期，亲王被要求留守京师，但这并不是一个长期的安排。正如英宗在“土木堡之变”后将郕王推上监国之位一样，这一做法对后世的皇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嘉靖年间的朱厚熜，在看到“守城王”的建议时，心中立即产生了不安，因为他刚刚平定了宁王之乱。经过这一事件，他更加确信，自己必须彻底根除这种潜在的威胁。由此可见，嘉靖皇帝的愤怒并非无端，而是基于对过去权力斗争的深刻记忆。他的强烈反应，标志着“守城王”在大明王朝中的彻底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