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玉爱 广西玉林师范学院教师

《明史》对明代理学总结为：“时天下言学者，不归王守仁，则归湛若水，独守程、朱不变者，惟柟与罗钦顺云。”[2]这指出明代主流的学术思想是心学。目前学界对明代心学的研究，主要在王阳明之学的传播社群讲会活动之考察，探讨地域多是吉安府、宁国府、浙中地区[3]，或南赣、贵州为主，却未论及王阳明晚年最后停驻的两广，故梳理两广王学可让我们更深入看见智慧圆熟的王阳明之学。黄宗羲《明儒学案》将两广王门后学列于《粤闽王门学案》，学界对此学案关注度不高；但论及王阳明的“心学”核心观点时总会提到：“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与杨仕德薛尚谦书》由此可知，王学的心学必须通过对王门“粤”地的学群理解，才能掌握“心学”的重要内涵与价值。而两广除受王学影响外，早先有心学先驱陈白沙创立江门学派；承继弟子湛甘泉成立“甘泉学派”，与王阳明是讲会学友，往来问学密切，时人称他们的学问为“王湛之学”。

学界对王阳明[4]的研究，多重视其哲学理论“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或是吴震认为：“至少有四大问题是不可忽视，即无善无恶、良知现成、良知自明和万物一体”等[5]，这些彰显出王阳明的立言，是侧重其思想层次，然王阳明生命最后的十个月不仅于论学，而是将其一生智慧致于经世，其号“封新建伯”、“原任南兵部尚书新建伯王守仁，兼左都御史总制两广及江西湖广邻近地方军务督”[6]。他既有学问又身怀经略，使得我们可有检证其哲学理论与生命的契机。

万松书院，王阳明曾在此讲学

01两广王学学群的历寓与交游

王阳明晚年(1527-1528)受命为兼左都御史，率兵征广西思恩、田州，其临行前与门人钱德洪和王龙溪论学，史称“四句教”。它影响王学最后定论，亦成为“王门一大公案”，因着后学们各持其论。王阳明自二十六岁习兵法，戎马一生历经江西、福建、广东等地，亦广设教坛。广西是他最后所派驻之地，从他的家书中看其学，陈九川云：“此先师广西家书付正宪仲肃者也。中间无非戒谕家人谨守素训。致良知三字，乃先师平素教人不倦者。云‘诚爱恻怛之心即是致良知’，此晚年所以告门人者，仅见一二于全集中，至为紧要。乃于家书中及之，可见先师之所以叮咛告诫者，无异于得力之门人矣。仲肃宜世袭之。”[7]王阳明一生在祖宅的时间短暂，他流寓各地，有门生相随左右，他们到属地即可讲学，而外地门人则与他书信往来交流。两广王学可见于《明史》：“自是王氏学盛行于岭南”[8]。岭南是陈白沙之学的发源处，同时也是后起王学波及之要地，黄宗羲对陈白沙、王阳明两人学术的看法是：“两先生之学，最为相近，不知阳明后来从不说起，其故何也。薛中离，阳明之高第弟子也，于正德十四年上疏请白沙从祀孔庙，是必有以知师门之学同矣。”[9]有陈白沙的研究者，认为阳明亦是陈白沙传人，以薛中离疏请白沙从祀孔庙作为依据。然而，此论还需再商榷。薛中离于1531-1545隐居讲学于中离山(潮州)，从学者甚众，使王阳明学说在岭南广泛流传。

叶其嘉《雨中水乡》展示了岭南风光

《明儒学案》未罗列粤西籍的王门后学，而冯梦龙(1574-1646)的记述提到：“先生大兴恩田学校，广西士民始知有理学。”[10]钱明认为：“唯独广西，阳明晚年虽在那里讲过学，但并形成桂中王门，更未使王学传播到越南，这是王学传播史上的一个例外。”[11]冯梦龙和钱明皆指出王学在广西的传播，其中有分歧是桂中王门的归属。今学者梳理王门学者时，指出《明儒学案》对于第一代门生、门人“大致按籍贯”[12]的归属，若细察相同学案王门的主张，会发现他们观点仍有不同。若据王学的传播地域与门人主张，两重条件同俱，可能仍不能尽言其流派归属，其门人个别性多元复杂，有的一生各处游学或任官。《明儒学案》以静态思想特征的论述作为分列王门学案的模式，遮蔽了不同地域门生交游学友群的视域。实际上王阳明之学是在动态中开展，其面貌是王学社群的往来，部分门生认为他们原非“别立宗旨”，其后学冯奉初为广东薛中离集题辞言：“自侍御来游门下，率先讲求，益畅明其旨以接引来学，阐明师训，辑其遗书，诚师门功臣哉。”[13]又如周汝登辑《王门宗旨》序言：“王门者统于宗无二旨也。”邹元标指出“是亦长卿使君传宗旨也”；陈大绶认为“各言其所得，钱氏守绳墨，二王多超悟，然于以发明良知则一致无枝指也。”[14]可知各王门之学非创立学派，而是传阳明之教。再从何良骏(1506-1573)对阳明学的论述看，阳明以讲学作为政事教化伦理的途径[15]。基此，展开两广王学社群探讨，一是两广的王阳明之学，是如何发展王学的？二是王阳明之学的发展形势有什么转变？

在两广，心学与王学的传播主要有湛甘泉、王阳明、薛侃、季本，他们皆经历流寓而非空言著述，更着力于经世致用。王阳明与湛甘泉在北京相识问学，湛甘泉出使安南、在滁州和王阳明相会论学儒、释之道，在龙江关论“格物”，两人交游、从学与共学。全祖望称两心学为广宗和浙学[16]。依此，粤东为广宗，而粤西以官学，两广学术的发展和基底不同；广宗和浙学所披及承业也不同。因此，本人下面的论述将从广东王学社群和广西王学社群分述之。

02 广东王学学群与交游

按《明儒学案》将王湛之学分列不同学案，两广王学归于《粤闽王门学案》，罗列顺序先列《粤闽王门学案》，接着在《止修学案》《泰州学案》之后论列《甘泉学案》；在《明儒讲学考》将两广王学归于《楚粤》，这与《明儒学案》分属不同。基此，可再梳理粤地王学。以下从两个层面：一是陈白沙、湛甘泉和阳明两种学群的交游；二是阳明与广东王学门人社群的交游。

(一)阳明与甘泉之学群交游

明代王学在粤的传播主要在粤中、粤东和海南三个地区。粤东原有岭南学派，明中叶陈献章(1428-1500，字公甫，别号石斋，世称陈白沙)讲学于江门，《广东新语》载其弟子一百余六，以伍云(南川，缉熙)为首，而其学也授予湛甘泉，白沙之学又称广宗；全祖望记述：“门户益盛，受业着录四千余人，当时称为广宗，同时与阳明分讲席。”[17]同时王阳明讲学于姚江，称为浙宗，其曰：“其中四百年间，天下学统，未有盛于二宗者。”[18]可知白沙之学是广东本地原有的学术，其门人湛甘泉也受王阳明之学的影响。湛甘泉与王阳明共聚论学，只为阐明圣学，其交往无学宗之别，“湛若水为庶常，一见定交，相期倡明圣学，门人始进。”[19]

王阳明弟子陈九川言：“初见先生于龙江，先生与甘泉先生论格物之说，甘泉持旧说”[20]，从“甘泉持旧说”可知，王湛之学起初是各有所宗，但彼此多次相互论学，也多少受对方之学说的影响。王、湛两人都因个人官职到北京结识了住在隔壁的湛甘泉，他们或游走或出任他域，虽身份、籍贯不同，但均因职务流寓他域，也因分别执教讲学所主学说不同而各有众多从游者。有时是湛甘泉与王门弟子共同讲学，如黄宗羲论述吕柟九的学经时，提到“九载南都，与湛甘泉邹东廓共主讲席”[21]。他们彼此论学交流，使得弟子后来改变师从，如周衡(号道通，字静庵)、蒋信两人初受业于阳明，继受业于若水；张节“初从湛甘泉游，继受学于泾野。”[22]可见湛王之学之融洽，故当时学者评陈白沙和王学：“本朝之学，惟白沙、阳明为透悟，阳明不及见白沙，而与其高弟张东所、湛甘泉相往复。”[23]这间接指出明代岭南学派与王学虽然所主之学不同，但两学互有兼容，且湛王关系相当融洽。阳明逝世，湛仍讲学执教达12年，两人对粤东的影响性是不可言喻。

湛甘泉

(二)广东王学门人学群的交游

黄宗羲评广东的王阳明学群：“岭海之士，学于文成者，自方西樵始。及文成开府赣州，从学者甚众。”[24]他将方献夫列于学群之首，而(清)程嗣章《明儒讲学考》列薛侃于首。方献夫于弘治十八年(1505)遇王阳明，薛侃正德十二年(1517)遇王阳明，可知黄宗羲与程嗣章论列的取舍处。两者所录门人不同，今学者研究广东王学门人共计18人[25]，邹建锋在《阳明夫子亲传弟子考》视薛侃为王学知名的重要传人，论及因学界研究多集中于两浙附近地域的王学门人，及有许多书院及兴盛的讲会，而忽略了薛侃，另外，在周汝登《王门宗旨》内收录方献夫与阳明之相关著述与序，却未见薛侃之文。综上，可见广东王阳明之学的论述仍有许多可增进和补充之处。

今学者认为薛侃是重要传人，乃因其参与刻《传习录》[26]。清代程嗣章认为：“自是王学之学盛行岭南，及侃斥归益力学，从游者百余人。”[27]《明儒讲学考》在方献夫载记为：“时与守仁论，悦之遂请为弟子。”[28]黄宗羲对薛侃的绍述是更简于方献夫，其曰：“以学行着于乡，中离自虔归，述其所闻于阳明者。”同时也论列梁日孚、郑朝朔等人，这与《明儒讲学考》相同；而黄宗羲在后大篇幅摘录薛侃的学说，列其弟子周谦斋。

薛侃

方献夫在《西樵遗稿》[29]卷四中，记述其与湛甘泉共游樵南石泉的烟霞(在大科山之中)，另外方献夫与阳明书信往来论学，柬中提及以“甘泉”称湛若水，他就与湛的往复书信使自己“中间亦见区区所得”告诉阳明，而阳明在回复湛若水的信中也不忘赞扬方献夫。王阳明认为湛若水、方献夫的讲学是“知二君议论既合。自此吾之学党廓然同途，无复疑异矣，喜幸不可言！”[30]。这种王、湛的学群关系，亦可从杨仕德受业上见到。杨仕德与弟杨鸾同受学湛若水，后更从王阳明。

广东最先追随阳明学习的是方献夫。方献夫在吏部为官时，与同僚王阳明论学。后来，王阳明在江西赣州任职，有不少两广学子前来学习，优秀者有薛氏兄弟、杨氏兄弟和梁日孚，也至赣从阳明学，辨问居敬穷理，悚然有悟。郑朝朔知道王学是源于当时阳明任职吏部，他带病来求学，有人劝他可以等病好了再求学，郑朝朔曰：“夕死可矣。”其卒于浙。在广东王、湛之学的往来，门人的先后交错从师，王学门人从王阳明多至外地学习，之后退职，即将王阳明学说带回乡讲授。《世载堂杂忆》述略岭南学派时开头即指出粤地特殊地理位置：“岭南濒处海禺，与中原隔绝。”[31]阐述明中叶因陈白沙讲学，岭学因之而著名，指出王学宗子是方、薛和周谦斋之外，尚有杨复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湛甘泉重要之弟子如蒋信、庞嵩弼唐，先从阳明，继随甘泉，庞嵩弼唐在甘泉逝世后代主讲席，主张融合两家。

03 广西王学学群与风教

王阳明1527年11月先到肇庆，在梧州开府任两广巡抚。之后，他将行营搬至南宁府[32]，开始他在广西的经世致用，平乱、安治及管理等举措。王阳明在广西学群的关系，迥异于广东王学学群。

魏金海《广西河池冲英山写生》

(一)王阳明与广西的安治

明代广东发生的巨寇为乱，而广西是土酋之乱。广西地区少数民族居多，与汉法和风俗迥然不同，故早期从事地域史迹研究的学者对王阳明的看法：一是“作为朝廷命官，他时常都备有两手，‘可抚则抚，可捕则捕’”[33]；二是南宁旅游业曾提议立王守仁像，曾引起激烈的反应[34]；三是从文化、古迹保存看待阳明在此的作为[35]。这些研究对王阳明与广西的关系，或多或少都会提及王阳明受命到广西，无法避开探讨田州府土官岑猛事件，从而可知此事件对王学在广西的影响甚大。

据史官[36]载记，岑猛事件起因是[37]：朝廷改制将府改设流官，再加上治理人力分散，而卢苏、王受趁隙起乱。王阳明在《奏报田州思恩平复疏》论述事件：是因岑氏土司纷争，土官岑猛与泗城州屡年相互仇杀，得罪上司之纠葛，造成壮、瑶人民“目民”卢苏逃命屯聚，他既受岑猛诈说派兵防守，另上司又挑拨王守杀卢苏。他为卢苏陈其因投降无路之苦情。王阳明为土官和目民求赦[38]，在文中两次提到：“今幸朝廷宽赦，钦命总制天星，体天行道，按临在此，神鬼信服。”[39]这显现一位“仁”心仁道的儒将作为，自任仰不愧天，俯不怍于社稷；不以职为权，而诉于超越灵性。他根据思恩府头目陈情状的事实，原是设土官后改立流官，造成“开图立里，土俗不便，奈缘小人冥顽，不谙汉法，屡次攘乱不定。受等同辞恳乞上司仍立目甲，不意反致官府嗔怒。”王阳明陈述事况是理解头目的隐情和立场的，希望能解决其族的风俗与汉法不容的问题，即使仍复目甲，使得可办理纳粮的差事。

另外，可从王阳明的疏陈看到，其心之所忧思更为关切的是广西地方。他上疏的内情，更大篇幅不是夸耀个人执政成效，而是站在地方需求；他提陈广西此时的事况，两年兵连祸结，所涉两省百姓、士兵和官吏。他就其触目所见陈情地方情况：“破坏之舟，漂泊于颠风巨浪中，覆溺之患。”他深知广西连年的不安定，造成众人皆苦痛不已，无法置身事外。因此，他上疏不只是要调查乱起的原由，更重要的是对朝廷提出后续治理的举措，建言不可“穷兵雪愤，以收前功。”他主仁道精神，提出一位儒者的睿见，认为对后续治理思恩、田州的问题是更具优先与重要性。其实，这显示出他的学问与行谊。心学与理学不同之处在于，其以良知证呈于各种不同的伦理关系，从应事上显现，及其常言“事上磨炼”。他正躬行儒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这也是苦民所苦之胸怀。

古代兵祸

(二)王阳明与官办讲、社学的举措

广东王学在民间是自行筹建书院、设讲会，执教职者皆是王阳明之后学。与广东王学相较，广西的王学无明显的师从和学群关系，我们借助地方志或地方文献的探寻可略知其传播状况。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发凡说道：“是书搜罗颇广，然一人之闻见有限，尚容陆续访求。”[42]他指出以书论学和个人见闻还有扩增的可能。由之，从《粤西文载》查找记述王学的学者和著作，常是有其人而著作亡佚。广西王学单一、微弱，其踪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志内，如《广西通志·儒林》，可见时年二十岁的张昌荫与金声刘之纶共同阐扬理学：“倡明理学以王阳明良知为宗，所著《立志辩》，志诸篇尽发先儒秘钥。”陈大纶也被记载，知其受学于阳明。冯梦龙也有记述：“布政使王大用，亦先生门人。”(《王阳明靖乱录》卷十)。王大用非广西籍人，但其因职广西左布政应天府府尹，随职务调动而迁居广西。又如《广西通志》：“四库全书提要就本题粤西舜山子，姓名所纪王守仁事，则嘉隆以后人也，其书以粤中……是编所陈方略”；“梁汝阳，贵县副杨官知县，着《传习录辨疑》、《新堂集语》、《诸生诗北游草》。”梁汝阳喜好理学，他分辨阳明《传习录》与朱子之不同处，提出有四十三则。以上的王学，他们非具官职，也未在讲会执教，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四库提要》四库馆臣疑为粤西舜山子撰，不知姓名，因其书中记有王守仁事迹，故其人为嘉靖、隆庆以后人，也是传播王学之人。又据孙先英提到在《南宁府志》可看到：“陈大纶、吕调阳、何世纶和甘思忠等。”乃王学本土心学人物。

于广西学术而言，王阳明之学是“理学不明，人心陷溺。”王阳明主官办讲学，与之前在广东阳明之学的民间自行举办讲会截然不同，之所以如此，外因如前所述，内因是生员可受业。于是他开始官办学校，准允地方布按司请建讲堂、立社学聘师耆老、提学道兴办学校，加之王阳明住南宁，便延请委任其弟子季本为教席。王阳明官办兴学，由官方为民与儒生盖舍、供薪米、供柴火；另外，官方聘任当地士人执教，在社学以土人谭劼、苏彪和乡耆老黄永坚为教师。王阳明认为，因地制宜“教民成俗，莫先于学。然须诚爱恻怛，实有视民如子之心，乃能涵育熏陶，委曲开导，使之感发兴起；不然则是未信而劳其民，反以为厉己矣”。他任用本地人教其风俗，回应之前他上疏时的“恻怛之心”；他以低位的立场特别强调“涵育熏陶，委曲开导，使之感发兴起”，而非威权立学；他甚至提醒负责社学的道守巡官要加以注意士人和耆老是否做好教民，否则要“匡直，开其不逮。备行该府查照施行。”在此可知，他待当地百姓并非轻薄，反而视为是重中之重。今学者研究表明，王阳明之后的明代中期广西所成立书院较前时期多，实得力于王阳明开启广西士人的学风。

广西丹洲书院

04结语

从心学与王学的视域，观照王阳明之学群对两广学术的活动与转变及促成“道学”的社会风尚。两广“道学”是湛甘泉、王阳明与门人在共同经历流寓、交游与发展中得到传播与发展的。广东王学是民间自发性的交游从师及参与讲会，心学在粤的传播先是陈白沙，后继湛甘泉和王阳明门人的交错，其学说虽不同，但思想学术的底蕴相近，显示出两者学问的包容度高。粤西王学的风教始于王阳明官方兴举学校。王阳明将文化教育与资源溢助广西，故建讲堂、立社学和府学、延师设教；除委任季本之外，王阳明还重视广西的“风教”，以培养当地百姓、儒生为主。虽然瑶、僮等少数民族与汉文化不同，但经人与人相互间的交游、学习，一定程度上做到了以“学”作为关系的联结，是传统儒家伦理“以德化人”的途径。

原文刊于《广府文化》第8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3月出版，引用请以原刊为准。部分图片源自网络，如有侵权，请不吝告知，以便及时删除

转自“人文岭南”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