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廖汉生，湖南桑植人，是抱着“拿起刀枪跟贺龙”的思想参加革命的。在贺龙麾下，他从一个农家子弟成长为人民军队的一代名将。红军岁月里，他担任过师政治委员；抗日战场上，他担任过军分区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他担任过军政治委员；开国将军中，他担任过三个大军区的政治委员；主持办军校，曾是两所著名军事院校的主官。
“这一段艰苦生活，磨炼了我的筋骨，也磨炼了我的意志”
1931年春，红二军团奉命二下洪湖，贺龙又离开了湘鄂边苏区。在走马坪送别了红军后，廖汉生跟着贺龙的大姐贺民英领导的游击队，上了四门岩。
四门岩是湖南桑植与湖北鹤峰交界的一处高山区，一直是贺民英领导的游击队的驻地，开始住的地方叫锅耳台。贺民英领导的游击队，成员大多是贺家亲属旧部，男女老少共有二三十人。这样一支小队伍，要在敌人“围剿”中坚持下去，很不容易。在贺民英的带领下，不论大人小孩，能拿枪的都拿起枪，能拿锄的都拿起锄，一手拿枪，一手拿锄，一边打仗，一边生产。大家砍掉山岩上的树丛、茅草，用火烧过，开出几块岩壳田，种上苞谷、南瓜，还养了猪，喂了鸡。
贺民英领导的游击队活动在四门岩山区一带，敌人一直拿他们没有办法，就像廖汉生后来讲的那样：“大队人马上不来；小股敌军爬上来，我们能打就打，打不了就跑。湖南敌军从南边来了，我们就跑到鹤峰一边；湖北敌军从北边上来了，我们又跑到桑植一边，从这座山头跑到那座山头，跟敌人来回转圈子。我们这里有吃有住，能打能藏。”
1932年下半年，湘鄂边苏区陷入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之中，其他红色武装损失殆尽，贺民英领导的游击队成为敌人“清剿”的对象。敌人拥上四门岩山区进行大规模“清剿”，游击队驻地锅耳台也遭到团防袭击，敌人搜去了游击队埋藏的粮食，毁掉了正待收割的庄稼。这时，廖汉生已经有了一儿一女，大的不过两岁，带着他们打游击很不方便。他便写信给母亲，然后把妻子、两个孩子送回桑植老家隐蔽。
贺民英率游击队被迫从锅耳台转移，钻入四门岩山区更高更密的深山老林里，战斗在千层壳、梯子岭、鸡公嘴。
廖汉生回忆往事时写道：“从这些小地名上就可以推知其地势的险恶、陡峭。这里是人烟绝迹的原始森林，林深草密，不见天日，没有人家，只有狼虫虎豹、狗熊猴子出没其间。我们原有两匹马，用来驮东西和病号，把马放进林子里吃草时竟被老虎咬死了。”
山下到处是敌人，他们严密封锁，频频搜山，扬言要把游击队困死、饿死、冻死在山上！冬天很快到了，大雪封住了山路，敌人的搜捕仍不见缓和的迹象，山上的生活一天比一天艰难。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贺民英带廖汉生等人下山去摸情况，找粮食。山下村子里正住着敌军，他们进不了村，就摸到靠山根的一户独立人家，主人家姓朱。他悄悄找来附近几户群众，有的捧来几个鸡蛋，有的抱来两个老南瓜，还有的揣来一壶黄米酒。临上山时，主人家又送来了一罐黄豆给游击队。
回山的时候，贺民英、廖汉生不敢走山路，怕雪地上留下脚印，会使敌人追踪而来，只能沿着流淌山水的水沟走，赤着的双脚被划出一道道血口子。遇到沟边枝丫横生的地方，二人直不起身子，就在冰雪上爬行。他们带回山上的一罐黄豆，成了大家的救命粮，由专人负责保管。每天用铁锅煮上一点，大家围坐四周，贺民英郑重地宣布：吃的时候，只许“骑马”，不许“抬轿”。所谓“骑马”，就是用筷子立着夹，这样一次只能夹上一两颗豆子；所谓“抬轿”，就是用筷子平着抄，那样会多抄上几颗。黄豆吃完了，贺民英又吩咐廖汉生等四处捡野果，挖野菜。猕猴桃、阳桃等野果，大家可吃了不少。
冬天的寒夜是最难熬的，廖汉生等人无铺无盖，饥寒交加。于是，他们就捡来干树枝，烧起一小堆篝火，围坐着取暖，胸前背后轮转着烤，真正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就这样，廖汉生等人食野果，饮山泉，宿岩洞，过着原始人的生活，从黑夜熬到白昼，从夏天熬到冬天，苦苦地坚持着，没有一个人动摇，一直坚持到1933年春天，坚持到贺龙重回湘鄂西。
回忆这段往事，廖汉生感慨万千：“这一段艰苦生活，磨炼了我的筋骨，也磨炼了我的意志，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解放后，我读到陈毅同志描述游击生活的《赣南游击词》，就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湘鄂边的山中岁月。”
